比专业还“专业”的业余棋家--棋牌活动家董齐亮(图)

　　一次和一位资深棋迷聊天，他建议说，劳动午报应该写写董齐亮，他是棋坛重量级人物，是棋坛隐者，不写他是一个缺憾；时隔不久和另一位棋迷聊天，他说，董齐亮是国务院一个部门的主任，正局级，他不但棋下得好，桥牌也好，当年常和中央高层次的领导桥叙……

　　随后，记者在一次活动中遇到中国象棋协会原副主席、午报专栏作者、与董齐亮有近半个世纪之交的王品璋王老，他说“董齐亮可是位腕儿级人物。”也有人这样议论，说董齐亮是位社会活动家，他曾在中国体育报撰文：为棋艺尽毕生精力。事实上，他是比一般专业棋人还要“专业”的业余棋牌工作者。

　　本周，记者在朝阳区三里屯董老寓所对他进行了多次专访。

　　对抗赛屡有斩获

　　在上海颇有棋名

　　现年77岁高龄的董齐亮仍耳聪目明，思维敏锐，谈吐清晰明快，记忆旧事如新。

　　董老68岁时从中国最高智囊机构—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信息研究部部长(正局级，同时还兼任工会主席)岗位上退居二线，之后，又受聘于上海某机构，4年后卸职回京，在平和中颐养天年。

　　董老当年有“四高”之誉。“四高”者，一曰“棋高”，二曰“牌高”(桥牌高手)，三曰学术级别高(教授级研究员)，四曰行政职务高(正局)。

　　董老的棋有多高？首先须从上海说起。

　　董齐亮原籍浙江镇海，1928年出生在上海，四十年代后期已是沪上棋坛名手之一。十七岁时，一次同当时有“神童”美誉的“少年”棋手朱铭源假中央西菜社对弈，分先两盘，一比一平，他的胜局正巧被“七省棋王”周德裕看到，由于朱的年龄大两三岁，于是，在棋王眼里，董取代朱成了新“神童”并得到上海棋坛认可。

　　1947年，在上海全市比赛中，董齐亮进入前6名。

　　新中国诞生后，董齐亮参加的两场对抗赛进一步扩大了他的棋名。一场是诨号“绍兴煞星”的朱寿颐闯荡上海滩，沪上名将何顺安、朱剑秋、陈荣棠、窦国柱等高手均受挫于朱寿颐。于是有棋友写信告诉他此事，要他赶回来对抗朱寿颐。董得信后，立即从位于郊区的学校赶回市内，与朱在凌云阁茶楼交锋。是晚，4角钱一张的门票卖得蛮好，把凌云阁挤得水泄不通。董朱双盘大战，董皆胜。“绍兴煞星”不服，与董约定第二天再战。按约定，二人下彩斗了5盘，董齐亮3胜两和。收盘后，董把彩金如数归还，并对朱说：“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请勿介意，让我们交个朋友吧！”董齐亮的大家风范令朱寿颐十分折服。

　　另一场激战主要是由朱剑秋挑起的。1951年，朱拟开办“东南棋社”，但因囊中羞涩，盼请董齐亮下棋为他筹钱。跟谁下呢？下棋讲究旗鼓相当，有悬念有新鲜感，观众才会买票观看。最后选定李武尚。李武尚何许人也？该人1904年出生，三四十年代称雄上海，名在“华东五虎”之列，他主要因“门徒”众多，加之以“审棋心细如发、行棋变化多端”，尤其下让子棋，擅长于歪门邪道的心理战，故被形象地称为“白莲教主”。此外，在旧社会曾受聘任《文汇报》象棋专栏主编，又在警察局当“包打听”(密探)，有此二重身份，更为他添了一层神秘色彩。因为李“份儿”很大，不易请动，为了激李出山，朱剑秋对李说：“李先生，小董那小子太狂，他说他要宰你！”李是宁波人，听了大怒，骂道：“娘戏匹，跟他下，不能白下，要挂彩！”挂多少？在李的坚持下，决定每盘挂30块钱的彩，约好共下4盘。30块钱相当现在的七八百元，当时上海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就这么多，这属于高彩了。董齐亮当时骑虎难下，硬着头皮背水一战。比赛在一家春酒楼进行，首局董方失利。董老说，事后得知，由于自己和何顺安经常拆棋，何对自己的棋路非常熟悉，而何是李的徒弟，他为其师出谋划策，设计了成功的布局，导致董方被动。董的局面虽略居下风，但尚可纠缠。此时又出现了棋规问题，按“凌云阁”惯例，应由李方变着，否则判和。当时的裁判名陶子文(后查明是国民党中统特务)，他与李关系密切，结果判董方变，董变之后处于劣势，终于先丢一城。次局，董齐亮使出浑身招数，最终以妙杀取胜，扳回一城。李觉察再赛下去对他不利，于是托人说和，免去了后面的比赛。

　　从此以后，董其亮更是棋名大振。

　　后来，董老深刻检讨自己同李武尚叫阵赛棋有不当之处，他说：“挂这么大的彩金，实质上是一种罔顾法纪的赌博行为，当时1951年虽然人民政府还来不及制订完善的法律，棋坛下彩也习以为常，但作为一名新中国的公民，特别是国家干部(董老当时是国营企业的技术人员)，应当自觉认识到所犯下的原则性错误。”他说：“从那场棋赛以后，自己时刻警惕不但大彩不挂，连小彩也务必禁止。”半个多世纪以来，董老严于律己不怠。

　　记者问，当今对弈挂彩已是客观现实，这问题您怎么看？

　　董老回答：“‘赌’似可分三个层次，英语里‘gambling’是赌博，‘bets’是赌注，‘stakes’是注金。我不赞成gambling、bets，而认为stakes似乎还有人持不同观点，比如西方国家的某些俱乐部，假定门票是10美金，一杯咖啡10美金，吃一顿饭40美金，加起来是60美金，翻一番是120美金，如果stakes不超过120美金，在西方往往是允许的，就不算赌博。”

　　董老还指出国内的不同观点：“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北京有个下围棋的前辈叫金亚贤，是老中医，胡子长长的白白的，蛮体面的，但他却认为‘下棋不挂彩怎么进步？’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彻底解决。”为了说明这个观点，董老还举出几个例子，现在的棋，彩不是棋手自己下的，是人家拿出钱让棋手去争，这是打比赛；如果底下俩人下棋，什么都不带，就下着玩，质量就不会太高，所以，“下棋不挂彩怎么进步！”为了说明这个观点，董老还举了几个例子：“家庭里，夫妻儿女之间打麻将都挂一些彩，这是国情；在国外，挂彩的现象更普遍，如在缅甸，一人说中午之前下雨，一人说不会，得，打赌吧，以12点为线，说好多少钱，就打上了；在欧洲下棋挂彩是很普遍的：你说A赢，我说B赢，就打赌，说好多少钱，这能提高兴趣，也是生活中的娱乐……当然，农村推牌九呀什么的是gambling，把房子、地、老婆都输掉了，这是大赌，应该禁止，严重者还要罚款、坐班房。”

　　董老说，gambling、bets和stakes的界限怎么划分，如何区别对待，应当加以研究，有个说法，以利于建立和谐的社会。

　　积极从事棋牌活动

　　成为特级国际裁判

　　董齐亮1957年获得过北京市象棋冠军，后曾多次代表北京参加全国团体赛和个人赛；1960年，“旷世棋王”胡荣华获得他首个全国个人冠军，正呈上升势头，但在团体赛中却被董齐亮击败，后来，胡荣华有一次向外宾介绍董齐亮时说：“在全国比赛中，董先生是惟一赢过我棋的人。”董老的棋力可想而知。

　　下棋为董老赢得的是棋名的一半，他棋名的另一半来自他的裁判经历。

　　董齐亮是中国四大特级国际裁判员之一。据《中国象棋年鉴》1990年版记载：另三位是陈松顺、刘国斌和季本涵。

　　董老参与象棋裁判工作，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。当时，国家体委准备纳入棋类项目，但要有人做比赛程序、比赛规则等前期的筹备工作，这些人既要有文化，又得是内行，这样，董老与五六十年代的著名象棋理论家张雄飞等被抽调出来搞《象棋竞赛规则》。由于象棋人口众多，分布广泛，特别是南方与北方存在较大差异，如“打几还几”、“长将”、“长捉”、“长拦”等，为避免比赛时出现矛盾、争执，他们多次听取北方棋手的意见，尽可能地缩小分歧，经过紧张劳动，新中国首个《象棋竞赛规则》出台并在首届全国象棋大赛上应用。

　　从首届全运会象棋比赛担任副裁判长(裁判长为谢侠逊)起，董齐亮在“文革”前、“文革”后多次担任全国象棋赛的裁判长。他熟悉棋规，执法公正，有权威，有威信，多次化解桌上纠纷。

　　董齐亮原来一直是中国象棋协会裁判委员会主任委员，亚洲象棋协会学务委员和裁判委员。

　　利用业余时间做推广普及工作，是董老象棋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　　北京市少年宫1956年开办象棋班，张雄飞教了一年因故离开，离开之前推荐董齐亮任教。董齐亮在少年宫教了十年棋，直到“文革”开始，少年宫停课。十年间，董老教出了许多学生，有些学生至今与他保持着联系。

　　1977年，董齐亮与杨官麟、胡荣华组团出访菲律宾、香港和澳门，当地媒体原拟给他冠以“象棋理论家”身份，但他说他只写过几篇棋评，不敢称家，但最后他还是被冠以“著名棋评家”名分出现在当地报刊上。其实，“著名棋评家”对于董老名副其实：他从20世纪四十年代即在上海《象棋界》撰写文章，五六十年代更是在北京日报、北京晚报、新民晚报、中国体育报等报刊上评注棋局，报道棋讯。

　　正如董齐亮的棋名由棋手和裁判两部分组成一样，说董齐亮的棋而不说他的桥牌同样有失完全。董老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即学会了桥牌，五十年代与象棋名家屠景明搭档曾数次夺取奖牌。“文革”过后，作为桥牌先驱，他受邀在中央电视台开设桥牌课程，在大学讲授桥牌，在各类比赛中获得许多冠亚军。

　　董老身上有许多故事，像十年前在温州平阳与蒋川(北京中加象棋队队员，象棋大师)的交往，像他写《怎样防避漏着》(与人合著)的经过，像他与中央高层领导以及海外华人下棋、打牌的故事，等等，都使他的人生充满棋趣与牌趣，色彩缤纷，斑斓灿烂。

　　采访结束的时候，记者问：“您是局级干部，是您所辖部门的部长、书记，可谓仕途坦坦，——您的棋牌特长在您的晋升中起作用了吗？”

　　董老说：“没有，没起直接的作用。”

　　记者又问：“您这辈子没吃上棋牌这碗饭，遗憾吗？

　　董老说：“不遗憾，”接着他又引发了一通议论：“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，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，三棋和桥牌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进步，在国际国内起到别的项目所不能替代的积极作用。但还应看到，棋牌竞赛、棋牌文化是要通过专业水平的提高来为经济为政治服务的，因此，一切从事棋桥牌工作的专业人员，也包括业余爱好者，都应该正确认识，积极作为，有人说‘下棋多好，不用上班，收入不少，公费旅游，还拿报酬’，对此胸无大志、不作为的人，我管这叫真正的误入‘棋’途，是很可悲的。我自己在过去的棋牌生涯中，总是努力把握住、处理好这个问题。而今已步入高龄老人行列，我还抱着‘小车不倒只管推’的精神，但客观条件一是有‘小车’，二是需要去推。主观条件上要量力而行，推车要慢些，推的要稳些，真正做到有自知之明，不能给别人添乱。”

　　最后，董老对有人把他说成是“棋坛隐者”作了解释，他引用唐朝刘禹锡“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还有晴”、宋朝司马光“相见争如不见，有情还似无情”以及清朝纳兰性德“人到情多情转薄，而今真个不多情”等诗句，来表达他的真实情怀，他对记者说：“不知妥否，能为棋友谅解否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