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要写上海，翻出手头的两本书《中国历史名城》、《名城史话》，却怎么也找不到“上海”的名字。恍然觉悟，原来上海是没有“历史”的。尽管南宋时就有了上海镇，但相对那些长须白发的名城，上海实在是个不起眼的孩子。直到1842年6月英军攻陷上海吴淞炮台，8月《南京条约》签订，上海被列为通商口岸，这个不起眼的孩子才开始了他发家的历程。 　　现实常常就是这样：没有历史的荣耀，同时也就可能少了许多因袭的重负。上海在近现代得以成为著名的国际化大都市，恰恰与他的“年轻”有关。年轻意味着活力。上海的围棋在20世纪初开始，逐渐成为中国围棋的中心，大约也跟这个城市的“活力”有关。 　　其实，上海围棋也是有它的“历史”的。康熙年间，上海地区就出现了刘上林、张吕陈、黄颖、姚文侯等棋手。来自安徽歙县的吴贞吉(字瑞征)也移居上海嘉定，一方面转战四方，交流棋艺，另一方面致力于围棋理论建设，参与修订陶式玉主持的《官子谱》，还另著《不古篇》。 　　乾隆年间，据说范西屏在游历江南时，也曾来上海。据《清朝野史大观》载，当时上海倪克让弈品居第一，但平时不屑与人对弈。其次如富嘉禄等人则常在豫园设局，招四方弈客以逐利。范西屏来此观棋，见一人将负，忍不住指点一二。众人不悦，说：“这是彩棋，岂容多语？你既擅此，何不上去一决胜负？” 西屏应承下来，众人争出注，西屏说：“我下棋不禁止人说话，你们一起来吧！”一局未半，众人已无从措手，急忙请来富嘉禄。富入局，被让三子仍然输了，再让又负。众人遂去请倪克让。倪至，乱其枰曰：“此范先生也，君等何可与敌！”不一会，这事便传遍了全城。有富商将西屏请去住下，与倪对弈，倪被让四子。观者将棋局记录下来，遂有《四子谱》。 　　倪克让据说小时见人对弈，观之即知虚实先后进击退守之法，说：是无难也。人戏与弈，辄为所胜。遇疑难处，每翘首观天，及落子而人皆不能应，所谓其技盖由天授，非学力所致也。其性格特异，不屑治理生活，也不娶家室，所居仅一木榻，对客时，曾整日不发一言，人遂呼为倪痴。暮年技益精。然与西屏较技，仍有四子差距。客观上也体现了当时上海地区的围棋水平。 　　上海围棋的真正兴盛，是在民国时。北京曾作为政治、文化中心吸引了四方弈士，上海则是以它的开放性、经济的繁荣哺育了现代围棋。民国时，上海先后聚集了一大批棋手，如吴祥麟、潘朗东、陶审安、顾水如、王子晏、刘棣怀、魏海鸿、陈藻藩、王幼宸、过惕生、汪振雄、余孝曾、张恒甫、胡沛泉等。这些棋手除顾水如是上海金山县人，其余多为外乡人。他们到上海多是为了谋生，所谓下棋都为稻粱谋。因而，他们也并不一定长居上海，而是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等地不断如候鸟一般地迁徙。正像顾水如(1892—1971)1914年来到北京，受段祺瑞赏识，被送到日本学习围棋，两年后归国，成为北京弈坛之代表。1933年才南迁上海。而过惕生一度来上海，也是因为受顾水如之邀，共同创办“上海弈社”。至于刘棣怀，本为安徽桐城人，生于南京，16岁即成为南京知名高手。民国初到北京求学，20年代末因北京棋界一度衰落，南下上海，逐渐成为海上弈坛的一面旗帜。 　　在这些棋手的迁徙中，生计成为制约他们走向的最直接因素，这其中往往少不了围棋资助者的作用。正像北京有段祺瑞，上海则有富商张澹如。张澹如出身于浙江湖州的盐商家庭，其二哥张静江曾出巨资支持孙中山的革命，成为国民党的元老之一。有这样的家庭与政治背景，张澹如在上海做起生意来，自然是如鱼得水，财源茂盛。张澹如又是个棋迷，资助围棋事业不遗余力。他在自己的私宅创建“上海围棋研究会”，从民国初期到三十年代，前后长达二十年。在此期间，每月给研究会的棋手提供津贴、膳食。同时经常邀请日本棋手来上海访问，加强围棋交流，以提高中国棋手水平。刘棣怀的南下，就是因为受聘担任“上海围棋研究会”的围棋指导。 　　不过，棋手靠“供养”为生往外是缺少保障的。正像北京棋界随着段祺瑞的下野而分崩离析，张澹如在三十年代中期因为经营房地产失败，财力大减，也就再无力为围棋活动提供巨额资金，棋手只好自谋出路了。顾水如、过惕生共同创办“上海弈社”，就是希望通过棋社来“造血”。而刘棣怀在1935年到南京，受聘担任“公余联欢社”围棋组织指导，也是生计所迫。除此之外，各种私家棋会、茶楼，便成为棋手谋生的主要场所。解放后，“品芳茶楼”、“延安棋室”、“襄阳公园”等，还是棋手活动的主要天地。老棋手顾水如、刘棣怀等，在尚未进文史馆时，还只能靠下棋赌彩为生。据说顾水如还自制过一种指导券，购券者付上几张券，即可被指导一局。上海围棋既有广泛的群众基础，又国手辈出，导致这种兴盛的局面，除了整个城市的经济实力与文化内蕴，民国时一直延续下来的棋社、茶馆，大约也功不可没。